孔子的贡献，在于对“君子”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，使之成为既有地位又有品位的专业管理者。孔子主张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者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因此，当他的学生樊迟请求学种庄稼，孔子回答说：“我不如老农民。”樊迟又请求学种蔬菜，孔子说：“我不如老菜农。”樊迟出门以后，孔子评论道：“樊须真是个‘小人’！在上位者重视礼制，民众就不会不敬上；在上位者重视公义，民众就不会不服从；在上位者重视诚信，民众就不会不动真情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四方的民众就会背着子女前来投奔，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？”这里的在上位者就是“君子”，“小人”就是小民老百姓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低区分，而只有地位上的上下差别。
那么，居于上位的“君子”，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位呢？据《论语·宪问》记载：南宫适问于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奡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，禹稷耕稼，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。”孔子这里在对南宫适的称赞中，明确把“君子”与“尚德”联系起来。“君子”者必“尚德”，“尚德”者必“君子”，“尚德”就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内在本质，应该拥有的高尚品位。
因此，孔子心目中的“君子”，必须具备“尚德”的品格，做到“德位一致”，这就是孔子界定的新型“君子”。据《论语·先进》记载：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。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”。这里透露了一个历史事实：在孔子办学初期，跟从他学习的实际上是那些并没有天生具有“君子”地位的郊野平民；只是到后来，孔子名气大了，那些天生具有“君子”地位的贵族子弟们，才投到孔子门下。而孔子本人是“有教无类”，他的理想就是，既要使“有其德者有其位”，也要使“有其位者有其德”。二者之中，孔子更重视前者。正如萧公权先生指出：“（君子）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，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”。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提出了四个可以称之为“君子”的榜样。第一个是尚德遵道的南宫适（南容）：“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，参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)第二个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宓子贱：“君子哉若人。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第三个是实行德政的子产：“有君子之道四焉。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第四个是遵道而行的蘧伯玉：“君子哉蘧伯玉。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在这四位被孔子所敬重的“君子”中，前两位是孔子的学生，属于“修德以取位”的一类；后两位则是在位的官员，属于“就位以修德”的一类。这些人，为孔子所致力于培养的“君子”的目标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。
至此，我们可以归纳孔子对“君子”概念的创新及其价值所在：
第一，孔子心目中的“君子”，其基本含义是有位有德的管理者，包括“先进于礼乐”的先有德而后有位者，以及“后进于礼乐”的先有位而后有德者。
第二，孔子把“尚德”引进“君子”的内涵，打破了传统贵族依赖宗法血缘关系对国家管理职位的垄断，为平民参政大开方便之门，是孔子的伟大创建，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一样，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，具有现代性。后来荀子则提出：“小人君子者，未尝不可以相为也。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在儒家思想影响下，中国早在隋唐时期就建立了“科举制度”，后经英国借鉴，建立“文官制度”——而后者正是现代“公务员制度”的滥觞。
第三，孔子所界定的“君子”，具有两重属性：一方面，“君子”是社会的管理者，必须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；另一方面，“君子”又是理想人格的化身，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楷模。经过千百年的演绎，第二重属性逐渐被强化，直至成为“君子”的唯一内涵。今天，我们在用“君子”人格进行道德建设的同时，适当回归“君子”的原本内涵，特别是其中的第一重属性，这对于提升社会管理者的道德水准，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政治文明，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◎本文原载于《北京日报》（作者黎红雷，中山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），转载请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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